思想者说|耿占春：新闻时刻1
耿占春，男，1957年1月出生于河南柘城。1982年初毕业于郑州大学中文系。80年代以来主要从事诗学、叙事学研究、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著有《隐喻》，《观察者的幻象》，《话语和回忆之乡》，《叙事美学》等。现居云南大理。
新闻时刻 文/耿占春 不知何时，你在暗自把一切阅读行为视为对自己这个时代的一种阅读寓言。阅读一切有字的书都是对没有进入表述的现实世界的一种寓言式的阅读。把一切书写其他时代的书视为对眼下这个混乱、无序、没有构成明确表述或充斥过多表述的世界的诸种表述：历史、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戏剧、小说、诗歌、图画、造像、残缺不全的仪式、模糊不清的习俗、百科全书……新闻话语、信息传播是对现实世界的即时叙述……而且这一切都游移在一个象征主义的世界与现实主义的世界之间。游离、漂浮在不成功的从象征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化，或相反方向、相反意图的转换之中。整个世界、关于这个世界的整个表述都处在这种转换之中。而痛苦、交流、焦虑、冲突，都意味着转换的剩余物，燃烧的残渣。 这是戏剧舞台与生活场景的合一，新闻叙事与历史叙事的重叠。或者相反，这是舞台与社会场景的错位，新闻叙事与历史叙事的视野偏离。你能够目睹的是错位产生的缝隙，是视野偏离产生的可见性。 如同思想之眼有两双眼睛，一双是历史之眼，一双是新闻之眼；一只盯着永恒，一只盯着现在。 神话、传说；历史、新闻。这是两种不同历史阶段的叙事。它们不同，前者是虚构，后者强调真实或事实；它们相似，都包含着对人类生活的叙述。我在激烈的无意识中写下这些类似于题目的临时措辞。在新闻的层面上，每个日历都布满各种偶然性的事件、冲突；事实上，这些事件都已成为制度设置与经验秩序的一部分。对于新闻之眼，这些事件都是具体的、个别的；对于历史之眼，这些事件发生在更具普遍性的层面上，发生在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过程中，但寻求什么样的更普遍性的话语对其进行表述？这一历史过程、假如真的是一种历史过程的话，将显现出什么样的意义？“意义的显现”是历史过程的一种驱力还是目标，抑或是历史或文学叙述所产生的一种“表现主义”的结果？即一种符号化行为而非原始事件所携带的东西？ 神话以象征方式解释人自身及共同体的生命与死亡，神话是通过一套近乎整体性的象征符号对人类经验与历史事件的描述。而意义则既与它所描述的现象有关，也与描述、解释现象的象征符号相关。以至于当它提供的解释在理性主义的阐释中失效时，神话的象征符号或象征图式依然拥有某种剩余的意义。就像希腊词汇中的“神话”意味着“最终有效的证言”，而“逻各斯”是只在一种理性辩论中才能被证实的“词汇”。 人们置身其中的事件及其过程，既不是混乱无序的表象，又不可能纳入一种由符号化完成或终结了的象征秩序。每天发生的事件是偶然的、具体的、个别的，又处在并不明晰的某种历史过程之中。我们凭借着什么才能觉察到每天的生活事件同时也发生在历史的层面上？或许这一切，压根儿就没有历史性的维度呢？或许历史性本身越来越像是一种起源、希望、终结之类的叙事幻觉呢？或许历史性意识本身就是宗教神话、叙事文学的价值剩余物呢？就像生活的意义感或许仅仅是从圣言到诗歌话语的剩余物呢？ 我们在观看、了解、觉察这些事件时，除了短视而善于重复并遗忘的新闻叙事外，既不知道这个细节或情节构成了怎样的历史叙事，也不知道这个细节或情节是不是无关紧要的琐事或与之相反，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叙事的“结尾”，因为新闻叙事与信息话语，没有结尾，它只有无数的开头。新闻叙事确实不过是呈现了人类生活中无数个短暂的瞬间里的更加短暂而微弱的含义。或许比之神话、史诗、文学来，没有连续性的新闻话语、没有故事预设结构的新闻叙事才第一次符合了人类生活的虚无性，尤其是个人生活的瞬时性？ “起源”“逆转”“终结”，这些概念中隐含着一种历史性与现实性，然而“起源”和“终结”更像是叙事行为或叙事结构的构造物。“起源”与“终结”这样的概念既饱含着时间性，又隐含着事件，既指向一些重要的时刻又指向一些重要事件。从神话叙事到小说，为人们心中的“起源与终结”提供了一种从属于叙述而又具有认知功能的原型。 近代文学叙事与艺术的发展如同近代历史世界的结构：文学、诗歌、戏剧、绘画从一个侧面展现了象征主义逐渐让位于现实主义的历史过程。现实主体的人一点一滴地替代象征主义的人物，从宗教戏剧中的面具、传统戏剧中脸谱的广泛使用，到现代话剧中的人，象征性的人物才变成实在的、日常性的、生机勃勃的活人，他们-她们才抛开了自身象征主义的外壳或面具，露出自己的面孔，以血肉之躯迈出走向生活世界的步履。 在艺术领域，象征主义的人开始获得个性。一些活生生的人，却被围困在过时的象征主义的概念框架里，他们在新闻话语中，说着过气的和死去的象征性人物的语言。犹如一些幽灵，游荡在现实与象征世界之间的灰色地带。一些非人类的、反人性的东西，依然戴着高贵的神话面具与宗教面具，参与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对活人的恐吓。 在一个利益觉醒、社会生活世俗化的世界上，象征性的人物，类似于假神与政治流氓的混合体，被架上台面的装腔作势者，他们的残忍行为对于受害者之外的旁观群体来说，已不会带来任何神圣感，徒增喜剧效果，小丑的统治的国家像一个马戏团。一种象征主义的历史悲剧受到现实主义喜剧动机的打扰。 戏剧中的人物等级，与历史中的人物等级相似：最高的人物与宇宙、神灵建立了联系；最低的人物诸如贩夫走卒之类，则与世俗性、物质利益建立了生活性的关联。前者的世界总是企图通过象征主义获得崇高性，而后者则是现实主义的。一般而言，在古典式的社会里，后者总是一些悲惨的或微不足道的小配角，而现在，后者登上了舞台，以群体的优势让前者充当道具。 当暴力提升为暴力之神，当诱惑戴着诱惑女神的面具，当仇恨戴上复仇之神的面具时，暴力、诱惑、仇恨并没有消失，只是这些日常生活的现实力量，戴上了超自然的面具，并加剧了那种力量的非自然属性。 在概念的崇高化技术中，国家社会主义、纳粹党，其组织及领袖人物，均戴上了神圣化的面具。 一个袭击者，一个由家庭成员构成的袭击者，他没有个性，没有历史，没有环境，没有社会联系，对这一切我们一无所知，他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突然进入了这段新闻故事。就好像是在一个表现神秘命运的戏剧中，一句台词就固定了他的类型：一个恐怖主义者。甚至连最简单的心理主义的描述也没有，不要说社会的、历史的、政治的。事实上，不仅这个无名的人物这样出现，连著名于世的人物也常常如此出现在“新闻话语”中：他要为许多事件的发生负责，而受众对他一无所知，受众仅仅知道介绍他“被迫出场”时的一句台词：他是一个分裂分子。同样，他的历史、他的个性、他的真实形象、他的话语，完全被“新闻”报道隐去了，连最低限度的新闻当事人的心理状态也没有被了解的可能。 他的性格呢，行为逻辑呢，动机呢？缘由呢？一个事件、一个被曝光的事件事实上彻底隐匿了，消失了，人们能够看到的，仅仅是因为图像的透明性而不得不出现的事件的残骸。我们必须在一场新闻话语的空难之后屈从于事实的残骸吗？ 小说的叙事逻辑，新闻的叙事逻辑，历史的叙事逻辑。我们已经从小说、电影等最通俗的形式中获得了人的心理学，获得了叙述逻辑，以及认知的结构。然而，受控的新闻话语似乎颠覆了这一切。如今，不仅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受到意识形态的干扰，受到精神分裂式的意识形态话语干扰的，主要是新闻话语。意识形态干预新闻的叙事话语，甚至干预新闻事件的发生或不发生，干扰事件的披露时间、方式、属性。它扰乱了我们从小说、戏剧、历史中掌握到的心理学，干扰了我们已经明了的叙事逻辑与结构。也干扰了外部世界与我们的内心世界的认知关系与道德联系。 于是，饱受现实主义叙事——小说、戏剧、电影——熏陶的受众，在新闻受众的角色中受到了新的心理受辱，人物的台词呢，性格、心理、行为的逻辑呢？ 我们必须听任我们经由伟大的经典所培育的现实主义叙事所馈赠的理解力受辱？还是我们决意要把残缺之外的叙事结构都视为一种虚构？ 报纸的同时性叙述在互联网上更为强化了：互不相干的事件被并置着，像一副社会精神分裂的面孔，像一个小丑的面孔，每块肌肉、每种表情之间都不协调，它们怪异地组合在一起。自报纸时代诞生以来，自互联网以来，人们接受互不相关的事件的能力提高了，人们接受互不相干或又相互干扰的声音的能力提高了，精神分裂变成了常态。在关于现实的小说叙事、一种历史著述中，我们接受的是一种时间上连续性的叙事，我们在所有的事件中寻求的是相关性，是事件的逻辑与可理解性；在互联网的页面上，这一切都不见了，没有事件与人物的连续性叙事，没有事件之间的相关性，所有并置在一起的事件之间没有逻辑层面上的可理解性，自然，也没有结束、结尾或终结。没有最终一幕。同时性是唯一的逻辑，一切事物与事件的同时存在是唯一的依据。 文学、戏剧、历史，还有它们古老的前驱神话、传说、史诗等等，提供给我们的是时间性、历史性，也是关于时间性与历时性的叙事模式；新闻、信息，即报纸与互联网所提供的是关于空间性的经验、同时性的叙述模式。这种经验模式已经占据传播的主导地位。连主流的宣传话语也不得不陷入这一同时性的噪声叙述模式。同意而不是消除背景噪声意味着一种民主化的叙述伦理？ 没有联系的各种声音的同时性最终结果是噪音；没有联系的事件并置是事件的无意义。然而，前者可以突然被聆听为多声部，后者即事物、事件的无理并置突然间被感受为一种语境宽广的“象征主义”诗歌。同时性替代了历时性，空间性取代了时间性，并置代替了逻辑，无理链接或无理剪辑替代了合理化或可理解性。 新闻信息或互联网上的每一件事孤立地看都是经过合理编排或可以理性地加以认知的，但所有事件的并置是一种同时性的无理剪辑。互联网呈现的是一种社会无意识或集体无意识。犹如诗歌是个人无意识的呈现。 或许不能恰当地称为“新闻小说”，确实存在着“新闻叙事”。在摆脱了神秘主义语境之后，确实会产生新闻诗学、社会诗学、历史诗学、人类学诗学诸种……理性话语诗学。 比起结构严谨的小说叙事，报纸，尤其互联网更接近人的无意识活动，我走在冬日暖和的阳光下，去蒙古羔羊店的路上，在人群中又一次想起从这里离开的和已故的友人，是的，就是这一瞬间我接近认知互联网的信息并置（在理想状态下）非常接近无意识活动，互联网如同社会的神经系统，或许这并不是什么新发现，而历史叙事、小说叙事和口头讲述更倾向于产生认知功能和价值判断的意识活动，事实上后者是从那一繁杂纷乱的神经系统中辨认出意义的一种有限的努力。 小说没有消失，历史著述没有消失，但它们属于小众；一种历时性的记忆、一种理解力的连续性属于少数的心智？然而，是否一种新的理解力、即一种由于并置事件所产生的“诗性”的理解力与感受力？将一切事物感知为同时性存在而产生的意义？ 生活世界似乎是嘈杂、混乱、无序的，至少对于我们不成熟的理性能力或理解力来说显得如此，或许它的既定秩序如此不符合人们的意愿，与更普遍的社会意志、与一种增长着的社会心智发生着冲突，以至于显得无序、混乱、纷繁。我们的理解力则尽力去觉察这一显得无序的社会秩序的样貌，事实上与感性经验相反，这个世界在它混乱表象下已经充斥着各种明显的或隐秘的秩序，有些是铁一般难以改变的秩序，有些又是相互冲突、相互消解的秩序。在理解、觉察这一混乱无序的状况时，我们竭力赋予这个世界一种秩序：一种道德秩序，一种政治秩序，一种经济秩序，或者更超验的，一种神话般的秩序或一种文化价值秩序。我们竭力弄清楚这个世界已经拥有的秩序是什么，它以什么为基础；我们也想尽力表明，这个世界应该拥有什么样的秩序：一种什么样的道德秩序、政治秩序、社会伦理秩序是人们愿意接受和寻求的。而表达活动，是这样一种理解力得以发生、是秩序感得以产生的隐秘基础。表达，即一种话语活动，就是赋予世界以可理解性的环节，是秩序被理解的环节，也是意义从中生成的环节。表达与话语活动，没有置身于无序的世界之外，也没有置身于秩序的不协调状况之外，表达与话语活动就是从世界内部或历史过程之中阐释它自身的一种活动。 表达活动或话语活动，意味着这样一种不安、紧张、焦虑：表达与话语面临着或置身其中的世界复杂、庞大、混沌到足以使任何对它的测绘、定位与描述陷入无助感。你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参照，没有什么把握，或者说相反，参照系太多就像另一种符号化的现实世界过于浩瀚而失去了独一无二的参照坐标。先前存在着的一切宗教的、神话的、诗歌的、文学的、哲学，整个语言的世界都提供了认知参照。那些宗教体系、哲学体系还有现代诸种被标识为科学思想体系的认识论，交错地横亘在新的表达、话语与世界之间。有时候，我们自身对现实的真实感知就被这样一些中介物所隔离了。人们想要研究与表达这个世界，可是最终大多数人们发现自己躲进了先前已经建构起来的某个符号表达系统：那个符号系统比眼前的世界显得更具诱惑力，历史上已经完成的符号化表达常常显得意义更自足，更充分；相反，没有进入符号化过程、没有进入表达活动，尤其是没有进入某种宗教的、神话的、道德的乃至美学表达活动的现实，显得更苍白，更缺少现实性。 在表达活动与现时性之间充斥着过多的符号体系的一个结果是，我们表达思想就不得不变成对思想史的表达，对观念的表达就是对观念史的表述，这样还好，假如不是由此错过了对我们自身置身其中的社会生活史的体验与反思的话，那些思想史与观念史的表达还是会帮助我们恢复话语能力的。 更为常见的是，在貌似进行关于现时性的表达中，充斥着过多的中介物或符号中间层，充塞着过多的已经固化的表征体系，而人们对于现时性的实际体验被一些符号隔离了。因为，说到底，想让我们自身的经验获得符号化毕竟比使用现成的符号体系轻便多了。 表达活动是一种可谬性的实践。在宗教符号中，世界获得了几乎恒定的意义，然而这些表达符号也会在历史的某个时刻逐渐解体，意义从中流失。而唯有艺术符号，能够从远古时代穿越解体的力量，保持着它的意义结构。 宗教神话或文学，如同它的符号体系不再能够阐明当下的语境，如果这些符号不再能够阐释新的体验，那就意味着它已丧失了活的隐喻。 理论不能企图在发生着的体验中完成最终的符号化，即将经验彻底主题化，就像运动变化着的现实经验激活的是更复杂多变的体验，它同时也有一副讽刺性的面容：质疑任何最终的将世界知识化、客观化的企图。 书写或思考的真实性不意味着最终将流动的生活世界客观化、即通过符号化使之客体化与知识化，那是过去时代里宗教创立者的愿望，就今天而言，历史性的真理只会在紧张、不安的主体性中有着片刻的闪烁。 ——咳，在写下这些句子的时候，我似乎感觉到刚刚突然萌发的新的理解力随着句式的放缓而远去了。这就是理解力或话语表达在追寻繁复、混沌的现实性面前的那种学步感。 就像解读一种陌生的符号意味着发现符号之间的秩序或序列，没有连续性，没有符号之间的序列，就没有可理解性。意义是秩序与变化的生成物。如果说传统的符号之间的序列已经断裂、即连续性的示意链条已断裂的话，是否存在着将碎片化的符号进行重组的新的序列？诗歌话语不是这样一种尝试又是什么呢？ 我们可资利用的语言资源就其整体而言已枯竭或早已陈腐不堪，然而固有意义序列的断裂或许开辟了新的源泉。语言中的超验的意义序列断裂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种经验性的意义序列。在一个相当长的阶段里，语言的经验序列是作为“再现”构成自身意义依据的。随后在一个强调形式、自足性与自律性的时期，语言符号同声音、色彩一样企图摆脱自身的再现功能，企图从“再现”这一极其平庸的意义之源上升至某个神秘的感知层面，就像音乐与绘画渴望脱离词语，诗歌才渴望脱离词语的再现序列，成为非再现性的神秘符号。这一切难道不是对语言只能接受一种关于意义资源的经验序列的小资式的反抗吗？ 古典语言资源的陈腐，现代语言资源的谎言化，这意味着思想资源与意义资源随着语言一起变成一种陈词滥调。在语言资源陈腐和谎言化的时刻，想象力与感受力也受到了遏制。 如果说我们的社会生活存在着或渗透着一种历史性的维度，那就是说，有一种超出了个人或一代人相继传递着的意志与希望，在过去的文化遗存里这是一种能够被目睹的历史性的维度，一种人类生命在不同代际、甚至不同族际之间传输着的精神力量：不是一代人能够完成的宏伟建筑、相继开凿的宗教造像，而是不断完善改进着的社会制度。由此超出一代人的连续性的思想视野、连续性的事业、遗嘱般的希望，而且不会成为下一代人的束缚而是成为下一代更加自由的根基。如果我们没有在活着时加入这一创造，我们的生活就不能说存在着一种历史性的维度。 “对社会的宇宙论秩序的幻灭，以及对这种秩序通过天子而得以维持的幻灭，导向了对自立人格作为一种秩序之源的发现。此前仅仅依赖天子来维持的社会秩序，现在也依赖参与宇宙秩序的圣人，圣人成为天子的竞争者。在符号领域，这种自立人格的新经验及其构建秩序的意志，在帝王资格向圣人的转移中变得显而易见。道和德——对两者的拥有使‘君’具有构建秩序的效能——现在变成了君子的心灵中具有效能的力量。因此，孔子对待圣人和君王的方式几乎把两者融为一个与柏拉图的哲学王紧密联系的符号。而且，与统治者一样，君子的社会效力也受到同样的宇宙命运的支配。王具有‘德’（力量），能够通过‘命’，即上天的命令，将宇宙的‘道’（秩序）传达给社会；以同样的方式，圣人的智慧是否会被听取并接受，以便他能变成共同体中的一个有效的构建秩序的力量，也要取决于天命。因此，圣人就不再是这样一个社会的成员，该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只能经由统治者这个中介来接收命令。圣人本人就能够获得治国平天下之‘道’。在充当‘道’的中介方面，他就成为一个潜在的统治者和天子的竞争者……”（埃里克·沃格林：《以色列与启示》，第109页） 这是旧制度的根基，对于沃格林这样的思想家来说，这是旧秩序的破碎中最令人心碎的经验：人类社会的宇宙论形式破碎了。社会秩序的先验基础被瓦解了，历史性的真理并没有显现。对于沃格林而言，尽管在人类实际的历史进程中真理之光是那样微暗，但依然能够从社会秩序与人类活动的具体场景中看到神与人类真理的熹微，毕竟社会的宇宙论形式还没有破碎。他也承认，如果没有关于这一经验、体验的象征符号，没有社会的宇宙论秩序的符号创制，真理不会变得一目了然。而他在《以色列与启示》中所作的就是致力于发现“秩序与历史”的关系，“通过回顾式的阐释把过去包含在历史之中不是一种‘随意的’或‘主观的’建构，而是真正发现了这样一个过程，虽然它的目标不为过去的世代所知，但它不间断地一直通往历史的现在。这个历史的现在是从本身也处在历史之中的过程中分殊出来的，这是就下述意义而言的：紧凑的符号体系逐渐松弛，直到其中所包含的历史真理以清晰的形式浮现出来。于是，由于这个被清晰表述的现在，过去没有得到阐发的过程也可以被认为是真正处在历史之中的。人类历史的过程在本体论上是真实的。”（195） “留给我们的珍宝（遗产）没有任何遗言。”（勒内夏尔）；“独角兽和仙女似乎都要比革命失落的珍宝拥有更多的实在性。”（阿伦特） 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主、自由、平等、权利、自主性等概念在宗教神学、艺术与诗歌的理想视野里显得如此平庸，它们毫无神秘性与神圣感，毫无审美价值，更勿论给予艺术以灵感。这是一个令人感到沮丧的事实。自由、民主、法治观念，甚至远没有中国古典思想中最庸常的“道”与“德”的观念更有魅力，技术经济社会的艺术家抗辩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植根于一种背景深远的艺术意志，赋予世界和生命以价值与意义，赋予历史与人类社会以崇高目的性，以拯救失败的宗教赋予世界以神圣的开端与末世论的救世模式，不过这次是以艺术意志或唯美主义的方式。 宗教神学通过对历史的神化力图缓解历史意义的缺失，超人哲学则通过自我神化提升生命价值以至于精神崩溃。二者在不同规模、不同层面上演了政治神秘主义与个人审美主义的悲剧。 当人们将赋予意义的活动、将一种神圣化的意图与唯美主义推进过远以至于偏离了理性的社会视野时，艺术上的深刻洞见都沦为政治上的盲视与野蛮。曾经通过尼采思想获得过一种艺术意志、自我尊严和人类秘密的托马斯·曼，他在“二战”后的《我们经验之光中的尼采哲学》中对无所顾忌的唯美主义的权力意志进行了警告：“我们显然不再足够地是唯美主义者，能对善的自白感到敬畏，能对那些如此平庸的概念，比如真理、自由和正义感到羞愧。”诗歌与艺术的逻辑同政治和道德的逻辑并不一致。混淆其逻辑带来了灾难性后果。艺术沉迷于极端状态、震惊经验，甚至沉溺于死亡与虚无的折磨；但政治必须保卫社会，维护生命、安全与人的世俗利益，维护法治条件下的自由及社会正常状态。混淆了艺术与政治的逻辑，政治的神秘化与政治的审美化无疑对公共社会造成了威胁，所以曼警告“唯美主义和野蛮”之间那“可怕的相邻”。1947年的曼理解了1918年的马克斯·韦伯：民主依赖于价值领域的区分。狄俄尼索斯主义者在他踏上政治的土地之前，必须首先清醒过来。 先前，在自然世界中运转着的力量，也作为一种道德力量或创造性的能量在个体身上发挥作用；现在，在外部世界发生的事情……人不仅体验着时间，他通过自己的行动产生时间。“时间的内在器官是主动性和自发性”“人是一个开始着的生灵”，按照柏格森的观念，在时间经验的深处，隐藏着创造性自由的经验。创造性的宇宙在人的自由中找到了自我意识。这一意识渴望把人从唯物论或机械性的牢狱中解救出来。就像黑格尔在对历史的阐释中所做的那样。然而，创造性与活力论有着转向征服与好战的时刻。权力意志转向了英雄的战争宣言。 并不是只有谎言与禁令导致沉默，一种由新媒介促动的“民主”表达与语言产生的关系并不都是那样乐观，噪声的增长一方面打破了所谓的主旋律与独白，也同样使热切的、低声的、理性的言说归于无效。每个人都在说，而不是在听；每个人都在书写，而不是阅读。如果他们听，也是为着立刻去说；如果他们在读，也是为着抹去阅读尽快地去写。你完全可以从最良好的理解力出发，将之视为一个“文化民主”时代的来临。人们讽刺说：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还多，可是他们忘了，说的人比聆听的人还多。没有人愿意聆听教诲。仅仅有人提高声调。像在一个大众餐馆里。说的人相互干扰，使之成为噪音。聆听不再可能。说的人比听的人还孤独。写者比读者更无助。为什么不耐心做一个听者？为什么不保持沉默？ 尼采的“快感”经验或尼采式的“陶醉”概念，贯穿着尼采一生的思想，在早期，快感与陶醉主要体现在音乐、醉酒与悲剧经验之中，这是一个接近浪漫主义情感经验的方式，其中的快感还是很单纯的艺术经验，狄俄尼索斯主义的快感与陶醉都集中在自我中心的感知上；在中期尼采，快感转向了身体经验，除了肉体的代价外这也没有什么社会伦理风险；然而在晚期，尼采对快感的渴求、对陶醉的沉湎转向了“权力”，他直言不讳地承认：“快感出现在有权力感的地方”，他不是说出了独裁者的心里话？对于这一状态而言，快感或许唯一能够出现的地方就是权力，就是超人般地、不受约束地行使权力。但也唯有在此，尼采的快感哲学或陶醉美学出现了道德风险与社会伦理灾难。 这是尼采式的快感经验的贬值，陶醉的变质，快感经验与陶醉感貌似变得升值了，实则从无害的音乐与艺术经验转向了权力支配与统治领域，而这是一个必须遵从理性的领域；从音乐与艺术中享有无害的快感走向反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权力快感，音乐、艺术、酒、酒神精神中的美学价值被残酷贪婪的权力膨胀榨干了，变成了最令人恐惧、也无比乏味的暴力崇拜。 《十月》邮购电话：010-82028032，平邮免邮资，定价15元/册。 《十月》地址：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邮编：100120。 投稿信箱： 《十月》微信号：shiyue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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